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匆匆忙忙走了60多年路, 迷迷糊糊读了50多年书, ,马马虎虎当了40多年爹。这一切, 时下仍在继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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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中情缘(旧稿)  

2009-08-30 17:30:56|  分类: 朝花夕拾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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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济南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立了,我有幸忝列委员之一。当我在成立大会上从鲍志强市长手中接过那本厚重的聘书时,不知道为什么,忽然想起了我的母校——济南九中。准确地说,是想起了济南九中那两座大屋顶教学楼。

算起来也真快,转眼间,离开母校已经40年了。现在回想高中三年的生活,就像是昨天的事情。40年来,每当从九中门前路过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送过去,哪怕只瞥一秒钟。想看什么?就是想看看那两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大屋顶教学楼。我知道,济南城市发展变化太快,九中说不定哪天也会把那两座略显苍老的教学楼拆掉,盖起更大更洋气的新教学楼。一次,我曾带着相机准备去为那两座教学楼拍几张照片,但是被门卫拦下了,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让我这个“闲杂人等”进门。我只好摇摇头,离开了。忘了是哪年哪天,一次坐车经过九中门口,我习惯性地把头扭向了路南,只见那两座老教学楼果然不见了,心中不免怅怅然。也许正是因此,所以在我接受为济南城市规划服务的工作任务时,会忽然想起它们。

我第一次踏进九中校门,是1961年的9月,当我拿着九中的录取通知书去学校报到时,一进校门就被那两座教学楼吸引住了。两座楼都不高,只两层;它们一东一西坐落在冲门大道的两旁,一座靠前,一座稍后,错落有致,布局讲究。两座楼乍看很相似(只是有些细节不同),都是大青石砌的墙基,红砖到顶,上覆坡度适中的红瓦屋顶;大屋檐四面稍稍探出,造型典雅、端庄、和谐。每层有8个三大间的教室;从正立面看,正中是大门,大门上面是与门齐宽的高窗,两侧则是整整齐齐的12个大玻璃窗。楼的东西两侧还有室外楼梯,成“>”形,既实用又别致,使得整座楼在端庄之中又平添了许多生动。一位哲人说过,人最不能抗拒的,就是美。反正我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就爱上九中了,这种爱是从爱上那两座教学楼开始的。那时我说不清是为什么,也许就是因为它们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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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今日九中校门

高中一年级,我们的教室在东边那座楼里,高二就搬到西边那座去了。三年间,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我学到了许多知识,当然,更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老师。由于我从初中就偏科,特别爱学语文,所以,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位语文老师。

读高一时,我们的语文老师是陈昌衡老师。陈老师是南方人,个子不高,眼睛大大的,很有精神。他讲课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,声音很高。那时陈老师很年轻,可能是刚工作不久,讲课十分认真,每堂课都带着厚厚的教案,讲起来有板有眼的,一看就知道课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。向学生提问时,对回答不好的同学,计分毫不留情,常常让一些同学不高兴。也许是由于陈老师讲课太标准化的缘故吧,显得没有特色。不过他上课时那认真和严肃的样子我一直记得。

高二时换了一位语文老师,他已明显谢顶,背微驼,略显老态。第一堂课当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“崔力明”三个字时,我就服了。从上学以来,在黑板上看到的字,不管哪个老师写的,都大致相似,我们都看惯了。忽然间,这三个字让我眼前一亮——它有些怪,每道笔划都不那么直,粗细也不那么匀,可是很中看(后来,我偶然看到了丰子恺的一幅画,那上面的题款正是这种字体)。记得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:这个语文老师,是个怪老头。不久就有消息传出,这位崔老师是“摘帽右派”。那时候,“右派”是十分可怕的称呼,所以,我对这位老师又多了几分戒心。时间不长这戒心就消除了,因为觉得这老头并不怎么可怕。与高一的陈老师相比,崔老师讲课就潇洒多了。他上课也带着教案本,但很少看。我甚至怀疑过拿那上面是不是写了什么。他讲课十分从容,语速不快,有条有理,声音不高,但每一句你都能听得清楚。他说的是十分勉强的普通话(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鲁西南口音)。他对同学们也宽容得多,很少课堂提问,提问时谁答不上来,也就算了,不会给你记个不光彩的分数让你尴尬。不过,上课时我们并不轻松,他讲得有些东西比较深,有的让我们这些单纯的中学生接受起来比较难,我们只是硬着头皮听罢了。崔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也不热乎,讲完课夹起教案就走人。晚自习时虽然也到教室转转,只要没有学生请教问题,他一句话也不说,从不像有的老师那样占用晚自习时间给我们加课。特别是当看到其他科的老师来到时,他总是笑一笑立即抽身就走,那意思明显是说:“我的事完了,你来吧。”

崔老师经常给我们加讲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,其中有一课我终生难忘,那是他给我们讲李清照的《武陵春》。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所收的,都是政治性比较强的文章(其中不少是枯燥无味的政论文),古典文学占得比例很小。那次好像是崔老师在讲完辛弃疾的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后,由词中的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”进一步引申发挥,向我们推荐了李清照的《武陵春》。崔老师先是在黑板上用大字写下了那首词,然后朗读了一遍,才讲了起来。他先介绍了这首词的创作背景,又一句句地讲解作品。在讲到最后两句时,他提醒我们注意,说这两句体现了作者神奇的艺术构思,堪称千古绝唱。他说:愁这个东西谁能看得见、摸得着?愁的分量怎么样才能衡量?我们没有办法,但是李清照有办法。她说那一只小船载不动她的愁,你看,这愁是不是有分量了?这分量够不够重啊?然后他又指出,李清照的愁是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不幸交织在一起的,这愁能不重吗?李清照把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愁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,这就是艺术,这就是文学的神奇之处。那堂课,我们听得简直入迷了。

那时在语文课上讲李清照,应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,因为中学教材是绝对不会出现李清照的,崔老师至少是“越位”了。特别是一个“右派”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什么“愁”,倘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还不得䞍着挨斗?

1981年我到济南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后,选择了李清照研究作为研究方向,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,感到李清照就像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又回到身边似的。我想,崔老师可能想不到,当年他为学生加的一堂课,竟像播下了一颗种子,20年后竟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发芽了。直到现在,每当我发表一篇李清照研究论文或出版一本关于李清照的著作时,我都会想起崔老师给我们讲的那堂《武陵春》。

崔老师退休后,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从事济南文史资料研究、编辑工作,在济南文史界是德高望重的前辈。我有幸也加入了济南文史研究队伍,作为济南文史委特邀委员,与崔老师时有接触。一次我提到了他曾经给我们讲李清照《武陵春》的事,崔老师只是哈哈一笑。

我们高三的语文老师是孙崇恩老师。孙老师个子高高的,说一口带昌潍口音的普通话。我们上孙老师的课十分轻松,因为他很少批评人,有些不爱学语文的同学,上课时尽可大胆地做数学题什么的。我虽然爱上语文课,但常常上课时一边听讲一边偷看小说,孙老师发现了也不管。孙老师和同学们关系很和谐,他很相信我们的自控能力。这对于高三年级的同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,如果老师还像对小孩子那样管着我们,肯定适得其反。

孙老师和崔老师一样,也经常给我们加讲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,他给我们加讲较多的是现代散文,比如杨朔的《香山红叶》、《茶花赋》、峻青的《秋色赋》、刘白羽的《长江三日》等等。这些文章,改革开放后有的已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,可是在我们那时,它们都只能是“课外读物”。在孙老师的指引下,我爱上了现代散文,上大学后,我从牙缝里省下的钱都买了散文集了,有杨朔的《东风第一枝》、《海市》、刘白羽的《红玛瑙集》、秦牧的《花城》、《艺海拾贝》,峻青的《秋色赋》、吴伯箫的《北极星》等等。徜徉于那一篇篇美文之间,着实受益匪浅。

除了这三位任课语文教师之外,其他几位语文老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如王璇老师、尚登宝老师、吴丁元老师等。

高中毕业后,我考上了烟台师专中文科,以后也当了一名语文教师;再以后又从事了文学研究工作。我之所以能为社会做点事情,多亏了高中打下的那点语文底子。

“济南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”,是我最新接受的一个“头衔”,我知道,自己之所以忝列其间,只不过是我的研究工作被人们注意了而已。我为济南做的事情很少,今后还当尽职尽责,不断努力。我想,今天在会上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母校,也许不是一种偶然。因为,是济南九中这块沃土滋养了我,她给我的营养已经深入到我的血脉中了。

此生难忘九中情,真的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2004、1、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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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今日九中校园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前面那些文字,是母校济南九中筹备50周年校庆时,应学校领导之约而写的。几年过去了,回头读读此文,感到言犹未尽,再补写若干如下。

我想,我还应该写写我的班级、我的同学。

我们那个班是高六级四班,同学大多来自槐荫区的几所初中,如四中、十二中、十九中、二十六中等,约四分之一左右来自郊区中学。入学时全班44人,男女生各20几人,大致对等。我的学号是最后一号——44号。所以我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买的书,都在第44页盖有自己的名章(不足44页的盖在第9页)。

开学第一天的第一次班会前,班主任老师点名让一位女同学教大家唱歌。不知为什么,她选择了不久前刚刚放映的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主题歌《红色娘子军连歌》。当我们跟着她学唱“向前进,向前进,战士们责任重,妇女们冤仇深。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,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……”时,我总觉得有些别扭,好像进了一所女子中学一样。不过,后来的三年却实实在在地证明,我们班确实有点阴盛阳衰,至少在学习拔尖的同学中,大多数是女生;班干部中也大多是女生。

高中时期,班主任老师已很少过问班级的工作了,许多班级工作都交给了班级团支部和班委会。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有两任,先是王淑惠,后是李桂香。王淑惠有一个特点,就是在课桌前的坐姿一直是腰板笔直,颇有“女干部”气质。王淑惠后来成了学校团委的干部,不直接过问班里的事了,与她接触不多。印象较深的是李桂香,因为高二我加入共青团后,曾担任过一段团支部宣传委员,直接在她麾下做过几天事。再就是高三临毕业前,我的家庭生活和个人身体都遇到了一些困难,她代表班级并通过学校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。李桂香也是一位严肃的“女干部”,但她不像王淑惠那样处处正襟危坐,比较有亲和力。我总感到他有一种“老大姐”风范,一直十分尊敬她。毕业后,她考上了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系,是我们班唯一考上本科的同学。   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一直是徐月兰,她一副典型的“政工干部”形象,平时不苟言笑,办事十分认真。宣传委员起初是我,干了好像不到一年,就被撤了,换了王清泉。后来,学校的团委书记张宗岭老师有一次在楼梯上遇到我,见我手里拿着一本小说,就问我看的什么书。我知道他有“检查检查”的意思,就把书递了过去。他一看是玛拉沁夫的《草原烽火》,马上还给了我,只是扔下一句“别乱七八糟的什么都看,把思想搞得那么复杂”就走了。我知道,我已被组织上认定为“思想复杂”的团员了。大概,这正是我被撤掉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原因所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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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高六四班团支部的共青团员。)

我们的班长是孙宪润,是郊区来的一位女生,学习特刻苦,几乎从来没有见她有过“课余时间”。学习委员前几任忘了,最后一任是姜立群,他是我们班个子最高的一位男生,嗓子很浑厚,班级演出文艺节目时都要请他朗诵。体育委员第一任忘了,第二任是苏安德,他是济南市体校解散后分来九中插班就读的,据说当初体校是按足球运动员招去的。苏安德跑得很快,弹跳力也好,每次开运动会都是我们班拿分的主力;一个时期校内大兴打排球,在他的带领下,我班排球队多次拿过全校冠军。文艺委员也是前后两任,第一任是阴凤苓,开学第一天班委会还没成立,她就提前上岗了(教我们唱“娘子军”)。我跟她初中同校不同班,只知道她初中时当过校体操队主力,还在全校大会上登台领过奖,不知道她还有文艺天赋。高一时她参加了学校话剧队,在一部名字叫《红花》的话剧中扮演一个少先队员,还到市里参加过汇演。她的俄语学得很好,高中三年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“第一方阵”。阴凤苓后来去了学生会文艺部,接任的文艺委员是一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的白净女生,叫李春生。在她任上,我们班排过一部雕塑剧《苦与甜》,演出后在全校引起了很好反响。在一次校内合唱比赛中,她还担任我们班的伴奏,拉起了手风琴。天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拉手风琴的(后来听说她到胜利油田后又吹上了扛在身上的大洋号)。李春生学习成绩也不错,也是属于“第一方阵”的。生活委员于耀坤是我们班的数学奇才,好像没有她不会做的数学题,当大家都在跟着老师一课一课地学时,她早就自己把课本后面的内容学会了。毋庸置疑,她也是“第一方阵”的一员。班上还有卫生委员、劳动委员,我已忘记都是谁了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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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:我们班排演的《苦与甜》剧照;下:《苦与甜》“剧组”合影。)

和我一块编在高六级四班的初中同班同学,有张洪珂、方连海、潘广田三位。张洪珂弟兄8个,是家中的老大。他刚入初中时小皮球打得很好,后来又打上了乒乓球。我们常在一起打乒乓球,不过我没有他打得好,到了高中我就根本不沾边了。他和张思明同学是我们班男子乒乓球的绝对主力,在全校也是数得着的选手。方连海的钢笔字写得很好,也爱好文学,早在初中一年级时,我和他还同台演出过相声呢(记得是一个讽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段子)。我们高中还没有毕业,他就被选拔到滑翔学校练滑翔去了。潘广田在高一、高二都不显山露水,到了高三却进入了俄语课的尖子行列,令我等后进望尘莫及。

高中三年的同桌,好像有四五位,印象较深的有孙介远和谢国宁。孙介远是慢性子,不爱说话,主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很少。他会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,钢笔字写得也很棒。我曾请他为我的读书笔记题写封面,他用隶书写了“读书随笔”四个,至今我还留着。他还会背诵很多古诗词,有时也写诗,还给我看过几首。我曾经写过一组《红岩英雄颂》组诗,每首七言四行(不敢说是绝句),写好后请他看,他说:“不错,特别是每首的最后一句写得好。”我自己得意的也是最后一句,于是觉得此兄很“识货”。如果不是他高一下半学期就参军走了,我们后来说不定会成“诗友”的。谢国宁是高二从北京转学来的,白白净净的,戴一副眼镜,一口北京话。来济南是因为父母从北京某大单位调到(也可能是下放)了济南工作,在什么单位我也不清楚,只知道是“搞有色金属的”。谢国宁无疑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,各门功课都不错,到底是从大地方来的,对人对事都看得很透。他话也不多,也不“要求进步”(如申请入团什么的),但班级的活动还是积极参加的,那做派有些像民主人士。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不少,主要是抄他的作业。因为我偏科,数理化作业大多都是图省事炒他的。此兄高三时忽然热上了练双杠,原先文文皱皱的一个小伙子竟练出了两臂结实的肌肉。高中毕业后他到郑州503厂参加工作了(那是我国有限的几家电解铝厂之一,可能他父母也调到郑州去了),我们最初通过信,“文革”初期,他还寄来了在北京“串连”时的照片,后来联系断了。

高中三年我“私下接触”最多的是郑炳武,我喜欢的是他的老实厚道,所以跟他很对脾气。印象较深的有三件事:一是一起打更护校。高一、高二时,我们每周有半天“劳动课”,有一学期我班要抽出4个男生负责头一天晚上的护校工作(第二天就不随大家一起干活了)。4个人两人一组,上下夜轮换,我一直和郑炳武一组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拿一个大手电筒在校园里巡逻。赶上上半夜好些,轮到下半夜值班时还真难捱,那一是睏,二是饿。有时我们俩就到校园南边的小菜园去摘西红柿、嫩茄子吃(不过不敢摘多,怕第二天校工发现)。这种“监守自盗”好些发生过好几次。二是一起乡野夜游。那是一次下乡参加“三秋”劳动时,我们住在村子外面的一个场屋里。一天同学们在场院边拣了许多散落的黄豆,煮了一大锅黄豆稀饭。那时正是“生产救灾”时期,我们天天吃不饱,此刻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黄豆饭,实在难得,所以大家都吃了个不亦乐乎。没想到黄豆那东西撑人,当时吃得太饱,过后就撑坏了肚子。晚上我撑的实在睡不着觉,就叫了郑炳武一块离开场屋,作着伴在野地里转起来;转累了就坐在玉米秸垛下数着天上的星星聊天,然后再转。直到后半夜肚子里稍舒服了,我们才回到场屋去睡下。三是一起看拍电影。有一天,听说《大浪淘沙》剧组要在八卦楼(经三纬七路)拍外景,我们俩就一块跑去看热闹。当时拍的是一段反动派的马队镇压游行学生的戏,现场早已经拦起来了,我们只好隔着老远看。从那次我才知道,拍一部电影真不容易,光那些化妆成“反动派”的解放军骑兵就在街上骑着马反复跑了十多次才过了一个镜头,游行的学生也是“游”了好多次才通过的。

留有深刻印象的同学还有许多,比如歌唱得很好、整天乐呵呵的顾恒玲、梳着小分头的俄语课代表张广星、乒乓球打得很好的语文课代表何玉毅、快毕业时忽然爱上唱歌的郑光明、老实正派的杨惠玲、沉稳好学的郑广文、说话慢声细语的姜国凤、作文写的不错的王斐华等等,等等。

我们班的体育、文艺活动,在高六级四个班中无疑是最棒的,反正我们教室后面墙上贴的各种奖状,在四个班中最多(其中还有一面“文艺活动先进班级”锦旗)。学校的歌咏比赛、田径运动会、排球比赛等等,都让我们高六级四班出尽了风头。班级绝大部分同学都十分看重集体荣誉,有什么集体活动,都能积极参加。比如我们排雕塑剧《苦与甜》时,全班半数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。这一是我们班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比较多,二是班干部有号召力和凝聚力,如果全班一盘散沙,那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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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我们班级的毕业合影。)

 高三下半学期,班里的气氛开始凝重起来了,一些学习刻苦的同学开始为准备高考而“冲刺”,自觉没有希望考学的同学也在各忙各的,集体活动很少了。四月份,济南市“群英会”(即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)召开后,语文老师孙老师不知从什么渠道接到一个活儿,要为全国劳模、济南市立二院的眼科大夫陈智慧写一篇报告文学。蒙孙老师信任,他把采访、撰稿的任务交给了我。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好的“练笔”机会,于是我就跑了几趟市立二院,采访了眼科的老主任和几个大夫,还有幸直接见到了陈智慧本人。后来就没白没黑地写、改、再写、再改,终于交上了一篇长长的东西。此事后来没有下文,估计是因为我写的不合格,在某个环节被“枪毙”了。最大的损失还不是文章没有刊用,而是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,晚上睡不着,白天昏昏然,剧烈头疼,心烦意乱,甚至产生了休学的念头。眼看要高考了,自己却如此狼狈,与班级“大环境”是何等的不协调就可想而知了。好在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关心下,我终于过了这一道“坎儿”,7月正常参加了高考。

提到高考,我就会想起我们班的一个遗憾:1964年的高考招生,“政审”特别严格,家庭和社会关系稍微有一点点“问题”的学生,无论成绩多么好,都不能通过“政审”这一关。自1964年开始,“极左路线”推行极速(这最终导致了1966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),在高考招生工作中,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学习很好“政审”却不过关的同学。我大体数点了一下,除了语文单科之外,论“综合实力”应该排在我之前的同学,至少有七八位,可是被录取的只有一位。也许有个别人考试时发挥失常,但无论如何不至于几乎“全军覆没”。那年高考“政审”的事情,我当时并不知道,而是在“文革”后的八十年代才听说的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,但我听说后亦然心情十分沉重。

1994年,是我们高中毕业30周年,几个同学发起了一次聚会,具体工作是张思明张罗的,由我起草了邀请函。有28位同学参加了那次聚会,远在胜利油田工作的10位同学,也赶来了7位。时隔30年之后,许多同学已是执手而不敢相认了。2005年,部分同学再一次在济南小聚,此时大家已全都晋升到爷爷、奶奶级别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2006年9月续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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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2005秋,部分同学游济南红叶谷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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